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始于1600年的清始,至今有400多年,令我觉得「惊奇」:四百年的历史也称为「近代」。 这也好,刚好承接黄仁宇的《万曆十五年》。
此套书涵盖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兴衰;国民政府管治下面对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以及中共一党专政下中国的发展。把浩瀚的历史流畅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能够读这套书真是获益良多,值得向大家推介。欢迎各方友好借阅。先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
晚朝时期
「中国科技落后,贫穷;西方科技先进,船坚砲利。」以往觉得必然的,已经是无条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实。但是,在满清乾隆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全球第一 (在曹仁超的投资者日记常有提及) 国力盛极一时。翻开页450-451,1775年的清帝国全图即可见当时国家的强盛。
但是,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通通商,没有侵佔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裡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
初期与西方接触,中国视之为藩属进贡之举。对传教士带来的文明技术不屑一顾。后来战败了数次才能够明白西方的「船坚砲利」,需要「自强」。但是,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动的自强运动还抱着「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自大心态,普遍士大夫们还抗拒西方的事物,再加上官僚体制的腐败……自强运动随着中日甲午战败而証实失败。后来还有康有维、梁启超等倡议的百日维新改革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証实失败。
被人欺负了百多年还以泱泱大国自居,如瞎了眼般无视迫在眉睫的危机威胁。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欺负,只求偷安,不求上进。今天我可以想像何以鲁迅先生要写《阿q正传》去唤醒中国人了。中国败不在于科技落后,是败于骄傲狂妄自大!
统一、主权独立的重要
国际间的角力,利益竞争犹如黑帮般运作。有冲突就先“讲数”,“晒冷”显示实力,摆不平则动武。一些实力较低的就要向较强的靠拢,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生存空间。当“大佬”施压,一切违反国家利益的政策也要执行。美国攻打伊拉克,日本及南韩就要出兵。1985年美国要日圆升值,日圆就要升值。
最近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能够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调整币值,令自己的经济持续发展,就是主权独立的好处之一。中国要长治久安也必须如此。
再看二战后的中国,她实在有再次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当时日军已投降,苏联本应把东北归还给中国。但却迟迟不肯撤军,令人怀疑其企图。后来撤军时则洗劫东北工业厂矿,把价值廿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则不断向美国求援,似会成为美国另一附庸之势。
毛泽东虽然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但不用听命于苏共的情况下崛起。(见页554, 397) 建立了主权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的能耐。他建立了一个大致上统一的中国。令中国踏上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但同时也带领中国走了三十年的冤枉路。
在建国初期的一连串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穷困。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人民带来更多苦难,无论动机如何的善良,结果不及格,都应该退位让贤。政治制度不完善,让不称职的领袖继续执政,遗害民间。这是中国需要突破的地方。中国需要进行政治现代化,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交接制度。否则每次领导人任期届满时都出现不稳定因素,令人不敢作长远的投资,不是好事。
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
邓小平上台时的中国是如何的?一个字:穷。还记得1980年前在福建的生活片断。由于祖父及父亲均分别到菲律宾及香港谋生,在福建的生活尚算富裕。咸蛋是桌上佳餚,三兄姐弟每人每星期可享一隻。由于稻米缺乏,有时需要吃蕃薯粗粮。但,这已算是富裕万分的生活。
要带领中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光有知识是不足够的。必须能够在这个充满权力斗争的环境中牢牢的把权力抓着,才可推行改革。否则受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必把你拉倒。一个政府的政策最忌左摇右摆。执政权一旦受到挑战,政策的影响在所难免。邓小平南巡坚持经济改革,得到今天的成就,可见其魄力、远见及智慧。他是中国的救星。要了解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只要对比苏联与中国的改革成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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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中国的汉唐两代盛世之前,分别都有一个极短的朝代:秦隋。国民党彷彿就是今日中国再次强盛的另一个楔子。但愿如此。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txt如果真诚是一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默;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近现代史学习心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 ……此处隐藏5437个字……度着实高,思想也着实深远,也因而可以颠覆原来的社会制度,改变社会性质。但是我们转而来看中国,我国缺乏这样开明的皇帝吗?不是的。光绪帝眼看国力日渐衰弱,国家积贫积弱,一心励精图治,任用维新派,开始了变法之路。我们细看百日维新的细则,可以说是考虑相当全面、相当完善的,但是成功了吗?清朝主权依旧危在旦夕,农民依旧苦不堪言,国家依旧积贫积弱,戊戌变法显然没有达到变法的成效,反而激起了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为什么在我们看来相当完善的变法无法成功?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央集权的封建思想深入人心,纵然在戊戌变法中提倡了制度改革,这违背了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皇上虽然严明,奈何官员不开明呢?第二,戊戌变法即便相当成功的部分,由于牵涉到权贵自身的利益,再加之当朝慈禧太后的反对,没有军权支持着变法的不可侵犯性,一层层传达的不到位,一层层利益的吞并,本来好的东西落到百姓头上却变成了负担,让维新革命派最后只能革掉自己的生命。其二,我们从变法
本身来考虑,日本由于其历史上一直依附中国,其本身的东西是比较少的,其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向外界学习的历史。所以每一段思想传到日本的时候可以说都是相对成熟的,而且思想文化经过他们的选择也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过筛选的,他们自我演变的时期是相对较短的,其中会产生的偏差也是相对较少的。因而就其变法的基础来看,人民是开明的,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就变法的主导人群来看,由于牵涉的自身利益也相对较少,其变法的决心也是较为坚定的,因而变法改革的程度也是比较根本的。比较戊戌变法与大化改新,王安石变法里的政治倾向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微调,而非大化改新的整个颠覆。改革的决心很大程度也决定了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便也可以明白,近代中国,即便如日本一样,在受到侵袭的第一次就产生危机感,主动地去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普及西方的思想文化,也绝不可能就此走向近代化,变得富强,避免外国的侵扰。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美国第一次入侵日本,即黑船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有两名青年出于好奇登上美国的船舶,主动前往美国学习西方文明;而与此同时,中国只有穷苦人民才会极不愿地让自己的孩子去京师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并且认其为家门之一大不幸,而当权贵族们是怎么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到“蛮荒之地”受苦的。这反映的绝不只是两国人民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更是近代化在两国推行将会受到的挫折程度。最广大的受众的态度对于改革的推行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
所以对近代中国来说,吸收科学技术,学习思想文化只是表面,绝不可能真正推动近代化的进程,只有切实的政治制度的颠覆才有可能实现近代化。没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也正是说明,对于中国,不通过流血的无力抗争,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的摒除封建主义的指挥思想,单单靠科技的进步,一些人思想的开化,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近代史的背景与日本、俄国和土耳其是截然不同的。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一直颇喜欢读些历史,也接触过一些讲述中国近代的史籍,无一不是大部头、大容量,时间一长也就没什么印象了。此次有幸拜读蒋廷黻先生的这本小册子,读了十页左右,我便有了第一个感慨:历史也可以比小说还好看。 其实,这种感觉在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的时候也有过,但这本小册子又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以十万字记述中国近代百十年的历史从详录史实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作者一早在序里说明是“报告观感”,因此重的是分析因由、追溯流向、发表感慨。态度诚恳、文字浅近,一路读来,就象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
第二,作者即便不算是完全的近代史的亲历者,至少也亲历了一部分。同时他自己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幼年读私塾,少年学英文,青年留美欧,归国做学问。蒋廷黻先生本人即受中西两方面的影响,很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同时,在他收集近代史资料为著书作准备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还健在、资料还存在,蒋先生利用自己的身份,有机会取得不少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比如,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因为材料丰富,提供材料的又是熟友故交,蒋先生讲述起来,便少了
些隔板猜物的空洞,多了些感同身受的真切。
第三,近代中国,“外交”是个关键词,书的前言里已经介绍,蒋氏书生从政,专攻的正是外交。在写起有关中外关系时,蒋廷黻先生有的不仅是书章中的真知,更有他多年外交经验中汲取的感悟。因此,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对情势的审度把握脉络清晰、一丝不乱,令读者频频点头称是。
由此又不免想到我们一路接受的历史教育,印象中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背完年代背人物,背完事件背地点。之所以不得不背,其实是因为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被生搬硬套上去的,因果不明确,源流不清楚,不得不背才能记得。历史,其实是一条河,没有什么是突然跳出来的,用一种解释套用在千百年来的所有人和事上,不涩不怪才是奇了。
第二个感想是搞政治的也可以是做学问的。这个感慨生发于了解蒋廷黻先生的生平之后。四十岁之前,蒋廷黻先生是书生一枚:美国学毕历史归来,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兼文科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知识分子搞政治,按我们的想法,似乎总是可惜了的,可蒋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位入世的历史学家,主张以学术服务于现世。据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
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做学者的看起来好象比较自由纯粹,可以埋首书卷,将主张观点诉诸笔端,所谓著书立说。可是做学者的也有其被动性,不说别的,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今日出版亦有所删节,蒋先生对此大概也无可奈何了。
另一方面,搞政治的也有能伸张其主张的一面,蒋先生热衷于研究外交史,终于忍不住自己去从事了一把外交,想必他在任上是有努力实践过的。
再说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的学术底子,不能不说是国民的幸事,读书人未必都是好人,但书读得多也能寄望道理懂得多,于国于民都是积极有益的。
不过,大家也有糊涂的时候。自孙中山先生出场,文笔就大改,看了几页后忍不住翻到封面看看还是不是这本书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蒋先生想必是真心相信三民主义能救国,因此大呼特呼,但以写史的角度来看,“无疑”、“必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表述总不免有失偏颇。
(综合一处:钱霄栋)